战略转折中的中国道路 深化改革如何为发展“松绑”

在全球格局加速演变与国内发展阶段深刻转换的交汇点上，中国的战略定位正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与重塑。从“高速增长”走向“高质量发展”，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，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走向更加注重安全与韧性，一系列转向并非简单的政策微调，而是发展范式的升级。与此体制机制成为制约新战略落地的关键变量：原有制度安排适配的是旧阶段的目标逻辑，如果不通过系统性改革清除体制障碍，再宏大的战略蓝图也可能停留在纸面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“战略定位前所未有 体制改革清除障碍”不只是一个口号，而是当下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面回应的时代命题。

从“增长优先”到“安全 质量 协同”的新战略坐标

过去几十年，中国的发展战略高度聚焦于“做大蛋糕”，以开放倒逼改革、以投资拉动增长、以低成本要素赢得国际竞争。这一阶段的战略定位相对单一且目标清晰，即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快速嵌入并形成规模优势。如今，外部环境复杂度上升、内部发展约束增加，中国的战略坐标系正在被重新描绘。新的定位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 国家安全 制度型开放 科技自立自强 绿色转型等多维目标的平衡，以“新质生产力”和“新安全格局”作为双轮驱动。这种转型意味着：战略不再只是“快与多”的问题，而是“好与稳”的系统工程，需要在空间布局 产业结构 制度供给和社会治理等层面进行深度配套。

体制机制成为战略落地的关键“瓶颈变量”

当战略目标从单一扩张转向多目标协同，原有体制机制的不适配性便会更加突出。例如，在推动科技创新时，如果科研评价体制仍然唯论文 唯帽子 唯短期指标，那么“科技自立自强”的战略定位就难以真正落地；在推动构建统一大市场时，如果地方保护与区域壁垒依然顽固存在，那么“国内大循环为主体”的战略布局便无法形成真正的规模效应。战略升级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高度耦合：前者决定方向与高度，后者决定速度与质量。没有相匹配的制度供给，再前瞻的战略也会被行政惯性 利益固化和路径依赖所消解，甚至出现“上面热 中间温 下面冷”的执行断层。

改革从“局部修补”走向“系统重塑”的必然逻辑

早期的体制改革更多以“问题导向的局部修补”为主，例如针对特定领域的审批繁杂 产权不清 监管缺位等进行专项整治，这在当时有效释放了体制红利。但当战略定位升级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，改革的任务已无法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完成。新的历史阶段呼唤的是一种系统性改革思维 即在顶层设计层面重新梳理权力边界 市场边界和社会参与边界，通过法治 化 数字化和专业化的方式重塑运行逻辑。换言之，体制改革必须从“消极减障”走向“积极赋能”，不仅要清除旧体制的阻碍，更要为新战略搭建稳定透明 可预期的制度框架。

“战略定位前所未有”背后的三重深意

从宏观层面看，这一前所未有的战略定位至少包含三重深意。其一是发展目标结构更复杂 既要在全球竞争中保持开放姿态 又要提高关键领域自立能力 在多重目标之下，战略规划需要更强的统筹协调能力。其二是风险边界更模糊 无论是地缘博弈 产业链安全 还是数字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，都要求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具备更强韧性和更大弹性。其三是时间窗口更紧迫 随着人口结构变化 技术迭代加速以及国际规则重构，中国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从“体量优势”向“质量优势 规则优势”的转换。这三重变化叠加，使得战略定位的前所未有，不仅是目标尺度空前，更是实施难度空前，必然将改革推向更深水区。

体制改革如何精准对接新的战略目标

要让体制改革真正成为清除障碍的“施工队”，核心在于改革方向要与战略定位一一对应。在发展模式上，需要通过完善产权保护 公平竞争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，让创新要素可以跨地区 跨所有制自由流动，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土壤；在安全体系上，则要构建统一高效的国家安全体制和风险预警机制，通过完善数据安全 供应链安全与金融安全制度，支撑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”的战略要求；在区域协调上，需要破除行政边界 导致的市场割裂，推动规划协同 产业协作和公共服务共享，以制度一体化支撑经济一体化。只有当改革举措与战略目标在逻辑上严丝合缝，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起到“托底”和“增效”的双重作用。

案例一 数字经济战略中的制度“堵点”与疏通

以数字经济为例，它已被明确为培育新动能和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战略方向。然而在实际推进中，曾经广泛存在数据确权不清 监管标准不一 行政边界分割等制度“堵点”。某省在打造数字产业集群的过程中，跨部门数据难以共享 企业数据流通缺乏统一规则，导致风控成本高企 创新应用推进缓慢。通过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 当地试行数据分类分级管理 建立统一数据交易平台 明确数据产权和收益分配机制，打通了政府 企业与社会之间的数据流通链条。改革后，金融机构可在合规前提下利用多源数据为中小企业精准授信，数字平台企业则能够在更为明晰的规则下开展跨地区业务。此案表明，体制机制一旦与战略方向精准匹配，原本的障碍就能转化为新的制度红利。

案例二 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体制供给短板

在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布局中，传统制造企业向智能化 绿色化 高端化跨越是核心任务之一。部分地区在推进制造业转型时，将主要精力放在引项目 上园区 升规模，而忽视了标准体系 人才流动和创新协同等制度维度。某地高端装备产业园项目林立，但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存在“墙”，职称评价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，科研成果转化路径不顺。后来，该地区通过改革科研管理和职称制度，以企业项目为依据认定科研贡献，允许科研人员在高校 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更加灵活流动，并建立区域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检测认证平台。改革后，一批高水平工程师和科研团队从“体制内”走向产业一线，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耦合度明显提升。这一案例凸显，若没有相应体制改革为制造业重新定位护航，战略很容易停留在文件层面。

改革要敢“动奶酪” 更要善“建新制”

体制改革之所以艰巨，在于它触动的是深层次利益格局。要清除体制障碍，既要有敢于“动奶酪”的政治勇气，也要有善于“建新制”的制度智慧。单纯削减权力而不搭建公正透明的市场与社会参与机制，可能会导致“真空地带”；只提出宏观改革口号而不推动具体操作层面的流程再造 信息共享和数字赋能，又会出现执行偏差。当前，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已成为体制改革的重要工具：通过数字政务平台整合多部门数据，推动审批流程可视化 可追踪，不仅压缩寻租空间，也让制度执行更加规范精细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改革不应仅理解为“放”与“管”的再分配，更要理解为“规则体系”的重构。

让战略与体制在同一“坐标系”内同频共振

从根本上看，“战略定位前所未有 体制改革清除障碍”的深意在于：发展方向与制度供给必须处于同一坐标系内同步演进。战略如果走在体制之前太远，会因为缺乏支撑而落空；体制如果滞后于战略太久，又会固化旧有格局阻碍新路径的形成。只有在理念上真正树立“改革为战略服务”的意识，在实践中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，才能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实现战略与体制的良性互动。无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，还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塑造有利外部环境，都离不开以改革破局 以制度托底。在这一意义上，今天的体制改革已经不再是对既有体制的局部修补，而是面向未来竞争力和国家长期安全的根本性重塑，是将前所未有的战略定位转化为可持续现实成果的关键纽带。